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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洋:“中性政府”护航改革,这个大势不会变

这个世界,并不缺乏有过经济起飞的经济体,但很多都昙花一现,难以写就中国这样的持续40年的经济奇迹。

在那些失败的经济体,经济一旦起飞,大量利益集团随即形成—权贵、财阀,甚至还包括过度强大的工会。它们的膨胀不断对政府形成压力,最终绑架经济政策,让社会从“做大蛋糕”迅速转入“分蛋糕”阶段。于是,经济在短暂起飞后逐渐陷入停滞,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诅咒成为现实。

在这个意义上讲,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何总能突破利益集团阻力,不断闯关升级?未来中国要继续走出对后发国家的“诅咒”,要凭借的又是什么?

为此,《南风窗》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。在姚洋看来,中国的中央政府能够始终保持一个“中性性质”,这是改革不断推进,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。未来,这个大势依然不会改变。

姚洋(资料图)

反腐是对政府“中性”的回归

南风窗:你曾有一个观点被实务界和学术界熟知,即改革开放的成功,很大程度在于中国有一个为国家、民族长期利益考虑的“中性政府”,因此可以超脱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来制定经济发展的政策。现在,内外形势有深刻变化。“中性政府”的方向会持续下去吗?

姚洋:会的。中性政府的性质一直都没有改变,这几年的反腐也是这个逻辑。从执政党的角度来看,反腐是要保持党的纯洁性。而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,则是通过肃清腐败,来保持政府的中性。

腐败是对中性性质最大伤害之一,如果是高层腐败,那么情况会更严重。高层腐败和中低层的腐败不同,它会编织一张网,形成强大的裙带关系,甚至造成党的分裂。

另一方面,最近这十几年来,中国人创造了海量的财富,但相当一部分的财富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。而为了巩固财富地位,以及获得更多的超额收益,他们天然地需要寻找政治上的联盟。

近年的高层腐败案如周永康案、令计划案,都有这种联盟的迹象。一些长袖善舞的商人,甚至可以给高级干部发布“命令”,这种离奇现象是一个信号,它展示出这种政经联盟在一部分权力、财富的顶层人群之中业已形成,必须铲除。

这种联盟一旦形成,对普通中国人来说,将是阶层的日益固化和创业空间的抑制。对整个经济发展来说,则是结构性的改革无法推动,最终是整体经济活力和效率的丧失,以及国民福利的损失。反腐就是要打碎这种反改革的政经联盟,是我们对“中性政府”的回归。

两次改革闯关为何成功?

南风窗:在《发展经济学》一书中,你提到过改革的两个关口,即价格双轨制改革和国企改革,都是政府保持了“中性”,改革才得以闯关成功。

姚洋:对。什么是中性政府?就是其经济政策不受社会集团非生产性特征影响的政府,所谓的非生产性特征,是指社会集团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。换句话说,即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不被利益集团绑架,而是基于国民的整体和长期利益而考量。

20世纪80年代末,“官倒”为国民深恶痛疾。在价格双轨制下,有权力的人控制着商品的配额,靠近权力的群体便有条件获得配额,然后高价在民间倒卖,赚取差价,积累人生的第一桶金。

此外,双轨制也导致了巨大的寻租空间,会腐蚀执政党。有配额的国企领导和控制配额的政府官员很容易把配额卖给个人,从中获益致富。

当时,一些观点颇为悲观,他们认为价格双轨制既然有利于党和政府内部的强势人物,那么改革必然首先损害最强势的利益集团的利益,这无异于与虎谋皮。但后来证明,这种担忧错了。到1994年,中国最后的价格双轨制——双重汇率被取消,改革最终成功推进。

第二是国企改革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,我们搞国企改革,抓大放小,将大量的国企民营化。到2005年,1995年存在的国有工业企业中,76.7%的国企被民营化或者破产。这一改革,对执政党和政府来说是很大的挑战。因为,国企体系越是庞大,越是意味着大量的寻租和职务消费空间,这有利于体制内当权者的利益。但最终,中国坚定而低调地对国企进行了民营化。

价格双轨制改革和国企改革,是40年以来非常关键的两次改革,没有这两次改革,中国的经济奇迹一定会大打折扣。我们之所以能够排除阻力,就在于我们的政府在关键时点总能恪守“中性”原则,为国民长远利益而考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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